《辽史》为元脱脱等人主持编修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

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

《辽史》在编写时，主要参考了辽耶律俨编写的《辽实录》以及金陈大任编写的《辽史》。在编写《辽史》的同时，《宋史》和《金史》也在进行同步编写，史料可以相互印证。在编写思想上，该书打破了以前史书中将一方尊为正统，另一方称为叛逆的“正统修史思想”，而采用让“三国各为正统”的写史方法，消除了“正统之争”。因为有关辽朝的历史文献流传至今的很少，所以，《辽史》对研究辽朝的历史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内容简介

全书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另附《国语解》1卷，记载了从907年耶律阿保机任契丹部落“夷离堇”之时起至辽天祚帝保大五年( 1125)宋、金联合灭辽止200多年的辽朝历史，还兼叙了辽将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部分历史。

《辽史》全书按纪、志、表、传编排，是一部按传统方法纂修的纪传体史书。本纪和列传是全书的主要内容。本纪是从开国皇帝太祖耶律阿保机到天皇帝耶律延禧，共九帝，计三十卷，《辽史》本纪所占的比重，超过了金、宋二史。《辽史》本纪以内容的多少来安排卷数，太祖本纪二卷，太宗本纪二卷，世宗本纪一卷，穆宗本纪二卷，景宗本纪二卷，圣宗本纪八卷，兴宗本纪三卷，道宗本纪六卷，天祚皇帝本纪四卷。

特点介绍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当然，表里记载的材料难免与纪、志、传中的重复，但列表多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的缺点，从而使“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在《辽史》的志书中，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为《兵卫志》，记述了辽的军事组织情况，包括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等等。这两种志书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情况有很大帮助。

另外，《辽史》的最后有《国语解》一卷，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分别加以注释，为阅读《辽史》提供很大方便。不过译音有不少错误，后来清朝时敕撰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弥补了这一不足。

作品缺陷

近人说《辽史》“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此说不无道理。《辽史》同《宋史》一样成书也很仓促，而依据史料范围又比较狭窄，书中的缺陷确实是比较多的。《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

太过简略

《辽史》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

从帝王本纪看，辽世宗、辽穆宗、辽景宗的史料记载并不多。而辽史对辽兴宗夺回实权的事情并不提及，只有在《契丹国志》和《宋史》有谈及。从后妃列传看更是史料缺乏，极为著名的述律太后、承天太后的记载都并不多，而关于辽太宗、辽世宗、辽穆宗皇后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后妃列传只占了辽史全文1%左右的篇幅。

前后矛盾

部分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的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

史实不清

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朱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

官制粗略

在辽史的官制记载中，北面官（契丹官员）的记录简单，需要《契丹国志》等作为补充；而在南面官制度的记载中，其中大部分是元代史官照抄唐书的百官制，在辽太宗时期的授职中，辽太宗只是代石敬瑭对后晋官员封赏，其中的官职为后晋官职，并非当时的契丹官职。

明显错误

在辽史中，不仅地理志、百官志的问题很大，在食货志中亦有问题。如食货志对辽道宗时期的钱币记载中，明确记载“曰寿隆”，但在《契丹国志》中，对当时辽道宗的年号记载为寿昌。从传统史学界角度看，辽道宗的祖父圣宗全名耶律隆绪，取“隆”为年号，显然犯讳。现今出土的辽代文物中，也只发现了寿昌通宝，并无寿隆通宝。

史学价值

《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布，以及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

地理志和百官志记录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是现存一部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朝历史的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它保存了《辽实录》和《辽史》所记载的许多材料，所以其史料价值也比较高。

学术研究

《辽史》成书草率，所以长期以来治辽史者多首先致力于对该书的校勘和补正。有的作文 字较勘，有的则分别对地理、纪年、汉臣、方镇、艺文等方面进行订补。其中成绩卓著者要 数清初厉鹤的《辽史拾遗》。是书全面补证《辽史》，采撩群书，多至三百五十八种，为《辽史》纪、传、志、表各部分补充了大量史料。虽然他引用的书籍绝大多数至今尚存，但他的著作却为治辽史者打开了眼界，使人们不再只就《辽史》治辽史，而注意到应在群书中搜寻。 此外，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如钱大昕也在《辽史》一书的校勘、考订方面下过功夫。清道光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首先自东南沿海入侵，紧接着，我国从西到东漫长的北部边疆地 区也不断遭到蚕食。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迫使向来轻视实学的封建士大夫开始重视实际问题 的研究，于是，道咸以后治边疆史地者大为增加，“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及辽、金、元， 治地理者追四夷，务为前人所不为”。史学大师王国维的《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鞋鞍考》等著作，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辽代史事的考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归纳起来，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方面 

一、经陈汉章、张元济、冯家升、罗继祖诸先生校勘，《辽史》已初步成为一部可读之书；

二、由于金毓级、罗福绩、陈述诸先生在搜集、整理辽代碑刻方面长期不 懈的努力，扩大了可供研究者利用的辽朝基本历史资料的范围；

三、傅乐焕和姚从吾先生关于辽朝捺钵文化的研究、陈述先生关于契丹世选和汗位继承的研究初步揭示了辽朝政治体制及社会文化的特点；

四、近年来，史学界关于契丹部族组织、辽朝经济、政治以及地理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