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

全书共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元世祖忽必烈生平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内容有14卷之多，约占本纪篇幅的30%；《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做了详细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元史》列传的写法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的地位和发展情况。

明修《元史》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内容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使它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明修《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且多采用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等现成史料堆砌，再加上没有给史官和编纂者预留充足的时间勘误，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错误混乱之处

内容简介

《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

这是因为元世祖和元顺帝在位时间都长达三十多年，原始史料丰富，所以对他们的记述就比较详细。这体现了《元史》编纂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材料多就多编，材料少就少编。

《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

《天文志》吸取了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的研究成果。《历志》是根据元代历算家李谦的《授时历议》和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编撰的。《地理志》是根据《大元一统志》，《河渠志》是根据《海运纪原》、《河防通议》等书编撰的。

而今，《大元一统志》等书已经散佚，《元史》中保存了这些书的内容，史料价值就更为可贵。

《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

《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

《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创作背景

历史背景

元朝是中国境内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兴起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部，后来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到1260年，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都是后来追述的，比较简略，也有错误。蒙古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时期编成的史书《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写成的。这部史书对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族历史有重要价值。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据。后来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无实录可据，明太祖为了弥补元顺帝一朝历史，派欧阳佑等十二人为采访官，到北平（今北京）、山东等地，搜集史料，以备续编。

另外，历代的《后妃功臣列传》也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经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于此）八百八十卷、留存到今的《元典章》、王祯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等，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此外，还有些史料杂著，如宋人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也是修《元史》的材料来源。《元史》依据上述材料成书，因而具有原始史料丰富的特点。

编写过程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修史工作，他即位的当年，即元朝北返蒙古高原的当年，1368年，便下诏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的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袆为总裁，征来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赵埙等十六人参加纂修。明朝初年的著名文学家宋濂是主要负责人。这次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仅用了188 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这次修史，以大将徐达从元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元代修的典章制度史《经世大典》为基础。

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促，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袆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15人继续纂修，经过1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1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210卷，也就是如今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1天。

存在问题

元明清三朝所修都有很多的问题，元修宋史资料太少，清修明史雕琢太深，而明修《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多采用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等现成史料堆砌，而且出于众手连裁剪雕琢的时间都没有给史官准备，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堆砌混乱之处。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

《元史》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修元史的危素早年就由于参加《宋史》、《辽史》和《金史》的编修，而深负时誉。到了明代，他又与宋濂同修《元史》，更奠定了他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危素治史的严肃态度，十分值得后世学者效法，当他修纂《元史》的“后妃列传”时，由于不信任手旁的现成资料，曾经特别买了许多食物送给一些白发宦官，设法获知了实际的情形，然后才下笔写书，一点儿都不肯敷衍马虎。《元史》问世后，明朝的徐一夔也说：顺帝在位三十六年的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没有参考书，只凭采访写成，恐怕史事未必核实。清代史学家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他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不过，由于《元史》的编纂距元朝灭亡只有一两年时间，元朝的一些史料，当时还没有得到。如明人说元代用人行政“皆分内外三等”。奴隶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有一个江西人七岁时为过骑所掠，被辗转卖到一个蒙古牧主手里，带到蒙古地区。主人将他改名察罕，给一领皮衣御寒，令他放牧二千头羊，早出晚归。所牧羊有死、伤、逃逸或养瘦的，都要遭到鞭鞋。这个江西人的遭遇，很具体地反映了蒙古地区奴隶阶级的状况。 [2]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由于太过传说不符史家思想，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像大将常遇春攻克开平，俘获元顺帝北逃时带走的史料，因是洪武三年六月，《元史》已二次修成。这些史料就来不及引用了。又因当时的编纂人不懂蒙古文，考订的功夫也不够，造成《元史》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有的应立传而无传，甚至开国勋臣的传记也有缺略；有的一个人立有两传。至于史实错误，译音不统一等，就更不胜枚举。因此，阅读《元史》，应参考《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书籍。更重要的是历代史书都有艺文志，哪怕元修宋史各家书籍故意减少不载也没有删除，到了元史中就直接略过了可能是史官对至元毁藏的不认同认为元朝时文人只能听曲写曲。

明成祖时命解缙改修《元史》，他写了《元史正误》一书。后来，参加纂修《元史》的朱右又写《元史拾遗》，许浩作《元史阐微》等，都是对《元史》的订正和补充。清朝的学者，进一步对《元史》加以考证和改编，成果累累，像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还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元朝秘史》。这些书籍对《元史》作了不少增补考证，但仍有许多遗漏。直到清末民初的柯劭忞撰成了《新元史》。1921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把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1922年刊行于世。这样，原来中央政府承认的官修史书“二十四史”就成了“二十五史”，若再加上《清史稿》则称为“二十六史”。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

作品影响

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

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它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族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但这些保留或增加的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元史》由于编纂过于草率，错误百出，于此明清多有学者进行补正、重修，尤其是在洪钧出使欧洲回国后编译西方有关蒙古图书而成《元史译文证补》之后，元史的编撰开始吸收西方有关蒙古的史料记载，但这些新史大都不尽如人意，直到清末民国初柯劭惠穷三十年之功撰就《新元史》，《元史》才有了比较系统的读本。但从史学角度而言，由于《大元一统志》《经世大典》等书已经散佚，《元史》志书58卷中保留的这部分内容也就成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最原始的资料。